柏杨
柏杨先生是台湾文坛近几十年异常活跃的著名作家，他的人和他的文，都曾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1968年3月7日，柏杨以挑拔人民与政府间感情罪名被捕，至1977年4月1日始被释放。在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年7月出版的《柏杨回忆录》（柏杨口述，周碧瑟执笔）一书中，柏杨先生述说了70余年的心路历程。读者可以从中了解这位“看过地狱回来的人”，了解台湾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台湾政治犯的制造经过，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侦讯期，普通都在调查局或在台湾警备司令部保安处，最为艰难。社会上受到普遍尊重又有充分自由的绅士，突然间被捕，推入四周都是铁栏杆的小房间里，被侮辱，被殴打，精神会霎时崩溃。货真价实的“叛徒”，反而比较轻松，因为只要决定招出什么或不招出什么就够了。只有那些欲招却无供可招的人，苦难最多，因为他必须揣摩问官所引导的方向，假设当初预定你是参加民主同盟的话，如果你忽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就无法接受。假定你的猜测始终不能符合他们给你的暗示，苦难就更大。有人在刑求下，悲愤地叫：
“我是匪谍，我是匪谍，你们教我招什么，我就招什么！”
这种绝望的哀求，更激起审问官的愤怒，因为你冒犯了他职业的尊严，审问官会抓住政治犯的头发，教他跪在算盘上：
“我们从不教人招什么，你自己做了什么，就招什么。”
不是每个政治犯都跪过算盘，也不是每个政治犯都摇过电话（把电话线的电流通到手指上，然后摇动把手，电流会使一个人浑身发抖，屎尿齐出），但是，最后都会照着特务们的预期，招出答案。只要你第一件事自诬，就一泻千里，每件事都会自诬，直到法律把你完全严密地绑住。如果只看笔录，只看口供，每句话都是囚犯说的，事实上，每句话都是特务说的，真是：他白即自白，一一服上刑。
这段时间大约四个月，这是最苦的阶段，很多人就在这个时候被逼死或逼疯。1968年政治大学学生代联会主席许席图，在学校组织了一个学生社团（统中会），结果被捕，不到三个月，神智完全错乱。每逢有大官前来视察，监狱官就把许席图捆绑起来，用布条塞住嘴巴。军法处一度决定准许他保外就医，可是许席图出身贫寒，父母双亡，只剩姐弟二人相依为命，姐姐省吃俭用，供弟弟读上大学，她拒绝把弟弟领回，在法庭上哭诉说：
“我弟弟进来的时候，是一个好好的大学生，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怎么养他。而且养好后又要再交给你们，还能再受得了吗？万一养病期间，他逃掉或失踪了，这么严重的罪名，我怎么承担得起！”
我不久被调做外役，再不知道他的下落。转眼20年，九十年代初期，白色恐怖已成为过去，《中国时报》忽然有一条消息，报导说台东玉里疯人院，有一位来路不明的病患许席图，希望能查出他的来历。许席图这三个字的同名度很低，我打电话给报馆，说明原委，愿挺身作证。我心中十分感慨，就在许席图稍前，“外交部长”钱复在台湾大学读书，也是学生代联会主席，人生际遇，如此悬殊。
第二阶段是军法审判，除非像许席图那样，侦讯期间被苦刑逼疯，否则，大多数政治犯的移送书，就等于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而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也等于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好像黑社会的洗钱一样，军事法庭只是把屈打成招的黑箱作业，使它合法而已，军法官假定判决某一个政治犯无罪，他的下场就是自己成了下一个政治犯。至于公设辩护人，更是可怜角色，唯一的功能就是替政治犯认罪，祈求庭上法外施恩。大多数政治犯都知道官司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比起在调查局或保安处，心情要平静得多。只有一种人是惊恐的，那就是被判决死刑的囚犯，立刻被戴上脚镣，准备随时枪决。
看守所执行枪决的时间，总在凌晨五时左右，天色初呈朦胧，囚门“咔啦”一声，门锁打开，传唤的声音早已经惊醒了从地铺上坐起来的死囚。
“某人，开庭！”
大家当然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再听到脚镣的声音，一步一步，走向大门。有时候，一次执行六七个人，脚镣声更像钢锯一样，锯碎囚犯们滴血的心头。
第三阶段就是火烧岛，政治犯到了火烧岛就到了终站。无期徒刑囚犯只有死亡才能出去，有期徒刑囚犯虽然出狱的日子总在10年、20年之后，但总算有一个盼望。
大脑是一个最难控制的东西，越是不愿去想的事，越会更强烈地去想。在看守所时，难友蒋海溶有一天警告我说：
“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你快要疯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蒋海溶说，“你坐在那里，一直喃喃自语，到最后嘴角还吐出白沫，根据我的经验，这是精神错乱的前兆。如果你不能够自我克制，你的喃喃自语将变成无缘无故的喊叫，那时候就无药可救！”
我否认喃喃自语。
“你问问别的朋友！”蒋海溶说。
我用一种探询眼光，看着其他难友，他们逐一点头。这是我最害怕的事，并且对自己竟然陷于疯狂的边缘，感到难以为情，但我接受这个事实，向蒋海溶恳求说：
“拜托你救救我，以后再遇到喃喃自语时，请给我一拳。”
蒋海溶承诺，于是不久，蒋海溶的一拳击中我的右肘。
“有什么事？”
“你刚才又自言自语。”
“我没有。”
一个难友在旁说：
“你刚才确实说了一连串无聊的话。”
就这样，蒋海溶把我从疯狂边缘拉回，然而，我却无以为报。他是当时政治犯中身份最显赫的一位，官拜调查局调查处长，最后擢升为调查局主任秘书。蒋经国介入特务机关，主持情报改制后，“国防部情报局”负责大陆情报，“法务部调查局”主管台湾情报，爆发特务人员之间的内斗。普通行政机关内斗，最多不过走人，特务机关内斗，就非见血不可。蒋海溶和调查处当时的副处长李世杰，以及情报部门当时的一位副处长等十几个人，先后被捕下狱，受尽自己人的折磨。
他三次被判处死刑，终于以无期徒刑定案，也被送到火烧岛。一年后的一天，忽然又被调查局押回台北，大家都认为他可能提前释放，多年后才知道，他在调查局监狱被特务用绳子绞死。调查局对蒋海溶之死的说词，跟对沈源嫜之死的说词，如同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四个大字：“畏罪自杀”。
闯过喃喃自语一关后，逐渐适应监狱生活，我还发明一项守则：铁窗外面的事不去想！我把整个监狱岁月投入写作，完成了三部史书：《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以及《中国人史纲》。我用早上吃剩下的稀饭涂在报纸上，一张一张地黏成一个纸板，凝干之后就像铜板一样坚硬。每天背靠墙壁坐在地下，把纸板放在双膝上，在那狭小的天地中构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观，就是我为小民写史，而不是为帝王将相写家谱、写嘉言懿行；我想突破两千年以来被视为正统的、以朝代为单元的体裁。
另外，我也写了些诗。监狱实在不是创作抒情文学的地方，人在坐牢三五年之后，因为生活简单，不但谈话内容会越来越简单，连梦也会越来越简单，到了后来，索性连一个梦也没有了。俗话说：“日有所见，夜有所梦”。日无所见的时候，储备不出来做梦的素材，自然无梦。长期坐牢的政治犯心灵，好像压干了的果实，失去原有的润泽和滋味。
出狱的时候，有些人就在监狱门口，把穿过的囚衣和洗用具全部焚毁，不希望把霉气带回家。我却是把每一样有监狱标志的东西，都当作珍贵的纪念品，小心翼翼地装进行李袋。这使有些难友大为惊奇。平常，我总是想尽办法使生活多一点情趣，监狱官在每个押房，会随便指定一囚犯担任室长，我就自封为室长助理，后来觉得这个官衔还不够过瘾，就再自动加官为“特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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