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张仁杰，安徽六安人，兼健身教练、家庭教师“感恩中国”网站创建人,目前已通过网站救助各类病残流浪乞讨者1150多人。
导语：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但是我这样卑微的帮助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哪怕是很微小的安慰我就满足了。
他23岁—他曾是一位流浪儿，进过砖厂、捡过垃圾，饱尝生活的艰辛。
而今，他为了全心全意地帮助那些弱势者——乞丐、流浪汉、病患儿，放弃了自己安逸的生活，每天骑着自行车，背着照相机，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帮助街道上的流浪者，也记录他们的状况。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救助病残、流浪、乞讨者150多人，其中20余人被送往救助站，10多个老人得以回家，8个高度残疾的孩子受助完成手术。
他的行动常常被称为卑微的救助，而他被网友们戏称为“丐帮帮主”。
有人说，如果每天这么忙下去，他也许只能活到40岁。他却说：“如果真的可以活到40岁，我很幸福。最起码我还能够帮助他们17年。即使我真的在40岁那年死去，我将会对我的一生感到满足。”
他就是“感恩中国”网站的站长张仁杰。
我在隐瞒我的真实生活状态
约访张仁杰，他在电话那头很疲惫也很耐心地说：“到清华大学西门后，再往西走两站路，到西苑车站，我去接你。”
“走两站路？”我愣了一下。
电话那头很平静
那是北京西北边的城乡结合处。张仁杰带着我们钻过路边铁皮围栏的一个窟窿，走过一片类似垃圾场的空地，穿过一座桥底，眼看着就要走进一家小旅馆，他突然向左一拐，走进一条勉强容下两个人并排走的小巷，路旁都是低矮平房，满耳狗叫声，稍不留神会踩一脚鸡屎。转几个弯，小巷的尽头，有一座简陋的两层小砖楼，这就是张仁杰戏称的“感恩中国”办公大楼。
采访那天张仁杰正在发烧，他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但他还是去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东直门看望了两个刚做完手术的小孩??
2005年3月，张仁杰从河南郑州一家武术学校来到北京，他很快找到一份在健身中心做教练的工作，月薪2000多块，日子过得还算充裕。
后来他买了一台300万像素的数码照相机，上班之余经常上街拍照片，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拍摄的对象是那些衣食无着的乞讨者和拾荒者。
张仁杰总是会掏几块钱给他们，或者送些旧衣服。渐渐地，主动找他帮助的人多了起来，虽然感到力不从心，张仁杰却从不推却，这也导致了他经常请假，他回忆说：“组长就跟我说，你老这样不上班，我们就不要你了！”
张仁杰主动辞职了，他把自己的博客改成网站，命名为“感恩中国”，把自己拍摄的乞丐生活纪实图片配加说明，发到网站上。“网络是媒体，可以把许多信息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们关心帮助乞丐们的生活。”从此，他开始了“媒体人”生涯。他自己一人担任记者、摄影、编辑的感恩中国网站如今已经成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民间第一网站。
为了省钱，张仁杰出门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不管多远的路，只要是在北京市内，他都会骑自行车过去。他已经跑烂了四辆自行车，现在的是第五辆。他身上写着“感恩中国”字样的摄影包里，是他那台旧数码照相机。自行车、照相机、背包成了他的“三大件”。
自从张仁杰过上了全职的救助生活以后，他就靠周末去做几个小时的散打教练赚点钱养活自己。
看一看张仁杰的生活费清单：房租50元；电话费50元（用手机发短信，用小灵通打电话）；水是免费的，电费是很小的一笔（因为在外面奔波的时间很长），上网是从别人那里接来的；吃饭常常是在路边解决或者在家里煮面条。他惟一有机会改善伙食的，就是媒体朋友过来采访他，会请他吃饭。这样一个月下来，张仁杰的生活费只需要300块。
张仁杰的家，长1.8米，宽1米，70厘米高以上用木板隔开，上层是一张铁制单人床，床是可以活动折叠的，床下面是放置一台旧电脑的小桌子和堆满书及磁带的小书架。晚上睡觉的时候，张仁杰踩着桌边并攀着床架，从折叠起的床板留出的空间钻到上面的铺位，再把折起的床板和被褥铺开，才能拥有一张完整的上铺床位。张仁杰用很多只小布灯笼围了一圈做装饰，他在电话里宽慰他的爸妈说：“我住的三室一厅，宽敞着呢！”
这个简陋的地方同时也是张仁杰“感恩中国”的“办公大楼”，他从不让受自己救助的人来“办公大楼”，因为他要保持自己基本的体面。“我帮助人的同时，我不要别人同情我。我确实是在欺骗，我在隐瞒我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他们知道我张仁杰连衣服都没的穿，连吃饭都困难，他们还愿意接受我的捐助吗？”
张仁杰笑着说，冬天住在这里很舒服，很暖和。
可是在内心，他那么害怕北京的冬天，他害怕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被冻死。
寒冷的晚上，经常11点过后，张仁杰会骑着那辆被他称为“宝马”的破自行车，后面驮着一大袋衣服，四处寻找流浪的老人。冻得受不了的时候，张仁杰拿着一瓶“小二”，继续巡夜。“看看桥下路边有没有老人，尤其是冬天，会冻死人的。”他救助过的很多流浪乞讨的老人，就是在夜间发现的。一般凌晨三四点回来更新网站内容，然后才是睡觉。
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
张仁杰出生在安徽一个淳朴的农民家庭。在他8岁的时候，他的妈妈捡回来一个被丢在路上的女婴，小妹妹有病，善良的父母变卖了家里惟一的耕牛，想挽救这条小生命，但是小妹妹还是在两岁多就夭折了。
过了3天，张仁杰和他妈妈坐在院子里，一只小瓢虫从树上掉到他妈妈的胳膊上，妈妈就把小瓢虫轻轻拿下来说：“我女儿看我来了。”这个时候，张仁杰才看到妈妈哭了??
为妹妹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小仁杰的学费也就没有了着落，父母只好去卖血为孩子挣学费。当张仁杰无意中从父母的对话中，得知自己的学费是父母的卖血钱后，“心情非常复杂，难以言表”，不久便离家独自谋生。
张仁杰在砖厂干过活，扒过煤、捡过垃圾。后来一位叫姜涛的武汉老人资助他，把他送到一家武术学校学散打。2003年老人去世，“当时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姜老师。他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有了一个学习的时间。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张仁杰神色黯然地说。
很多人在寻找张仁杰帮助乞丐和流浪汉这些举动的原因，也许在他心底深处一直留有他早夭的妹妹和曾经向他伸出援手的老人的深深印记吧。
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改变张仁杰的生活轨迹，让他走上救助这条路的是一个先天四肢残疾的女孩。她叫王雪萍，是张仁杰在一个菜市场遇到的。当时王雪萍被大伯领着沿街乞讨。张仁杰向很多媒体求助，都没有结果。最后在哥哥帮助下，他建立了“感恩中国”网站。他把王雪萍的照片发在网页上，一个月后，王雪萍得到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和网友们的捐款。2005年11月，王雪萍脚部矫正手术在北京东直门医院完成，2006年4月25日，王雪萍第一次站立行走。
救助王雪萍的事情，猛然地撞击着张仁杰，他悟出：个人力量微薄，通过网络聚集更多人的力量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之前照顾一些乞丐和流浪汉，已经把张仁杰来北京前做武术教练和英语家教挣的4万多块钱，花去了大半。王雪萍住院手术使张仁杰几乎花光了手里的积蓄。
就是这样一个“穷光蛋”张仁杰却说，“我恨不得多帮一些人”。通过媒体宣传之后，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找上了张仁杰，“求助的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有限，注定要使一些人失望。”
通常“感恩中国”网站上公布的求助信息，是张仁杰自己无力解决而求助社会的，自己能帮的他没往上放。为了使求助信息得到更多网络关注，他每天都为给求助者拍照片、配文字绞尽脑汁，很忙很累。
张仁杰曾在他的博客上这样写道：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但是我们这样卑微的帮助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哪怕是很微小的安慰我就满足了。
在近两年的救助中，最让张仁杰有成就感而且也常常提起的，就是帮助齐齐哈尔的于雅珍老人回家。
2005年12月5日的夜里，北京的气温下降到零下9摄氏度。张仁杰在西苑早市马路边上看到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她双脚只缠着几层塑料袋，冻伤的脚面已经开始流脓。张仁杰带老人去附近的小饭馆。“可怜的奶奶不顾水烫就拼命地喝！或许这样的热水可以缓解她冰冷的身体！此刻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让饭馆抓紧时间把面条做好！”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张仁杰把这个叫于雅珍的老人安置到了海淀区救助站。于雅珍神志不清，但每次张仁杰去看她，她都会说：“外甥来看我了！”一见面就要他带自己“坐大票车回家”。
在网上公布之后，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终于联系上了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户政支队人口信息管理科的白警官。
2006年5月23日，于雅珍终于回到了齐齐哈尔，见到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关宏雷。这个36岁的汉子一下子跪倒在妈妈面前失声痛哭：妈妈走丢已经4年了，没想到今生还能见到。
“外甥别走！外甥别走！”当张仁杰要走的时候，老人发疯似的挽留，两个小伙子几乎都拦不住。张仁杰是流着泪走的，但心里无比高兴。
生命太重要了，即使他是个乞讨者
张仁杰助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只帮求助者渡过难关。只要接受了足够的钱给求助者治病，他就会在网站上删除求助人的地址信息。“将来怎么走只能靠自己，因为你已经是正常人了。对于一些孩子，将来必须要有他们的父母承担。”
张仁杰说，有些求助者的事通过媒体曝光之后，如果不拒绝捐款，求助者甚至能接受几十万的捐款。而让张仁杰害怕的是，这些钱到最后会害了这些求助者。
张仁杰常常会说的一句话：“生命太重要，即使他是个乞讨者。”
2005年秋天，张仁杰认识了在路边乞讨的杨丹和她的父母。第一次看到杨丹的时候，张仁杰发现她的脸色发紫，杨丹的妈妈告诉他，7岁的杨丹是先天性心脏病，而且已经到了末期。张仁杰问她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带孩子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杨丹的妈妈无奈地告诉他，家里没有钱，只好来北京乞讨，要点钱后再帮孩子治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仁杰白天为筹集给杨丹动手术的两万块钱东奔西跑，晚上就和他们一家人共同居住在火车道边。
杨丹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
有一天，张仁杰听说一个富豪慈善家来北京大学演讲，他当时高兴得快要昏过去了。张仁杰觉得杨丹治病的钱有希望了。
那天的演讲慷慨激昂，演讲完，张仁杰第一个站起来跟那位富豪说：我是“感恩中国”的记者，我希望他用两万元救这个孩子的命，我给他鞠了三个躬，鞠躬的时候，我流泪了。
那个时候，张仁杰仿佛看见杨丹在笑。
“当时他说让我和他的一个高级经理联系，那个经理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给那个经理打电话，那天给杨丹检查完身体的时候，诊断结果也出来了，说需要做手术，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五次给他打电话，我说：孩子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温经理你能不能给我们两万块钱，给这个孩子做手术？结果他说了这句话‘你他妈的神经啊，烦不烦啊，老打电话，你不要打了！’”
张仁杰说，如果当时这个人在他面前，他肯定就一脚踢过去了。后来他冲到医院的办公室，对医生说，这个孩子不动手术就活不了多久了，能不能他来做抵押，他来还这个手术钱，医院先给孩子做手术？
结果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张仁杰，以为他是神经病。
所以很长时间以后，张仁杰才说：“我觉得我总是在冷和暖之间行走”，也许那一天他冻坏了--
天越来越冷，张仁杰让杨丹的父母把杨丹带回家等消息。因为心脏病人很怕冷。火车就要开的时候，杨丹低声地告诉张仁杰，她会在家里等他去给她治病。
此后，张仁杰跑了很多家慈善机构，但是最终都没有一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2005年12月23日，一家基金会同意帮助小杨丹。张仁杰按捺不住兴奋，拨通了小杨丹姥爷家的电话，通知小杨丹来北京动手术。
可是奇怪的是，电话那头沉默的。
电话那边传来令他吃惊地消息，小杨丹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已经死了，就在杨丹快要死去的时候，嘴里还说着张叔叔一定会来救她??
2006年12月27日，央视“影响2006”节目现场，张仁杰那组跟随杨丹一家人拍摄的照片获得了特别奖。
当张仁杰手里拿着奖杯的时候，他动情地哭了，他说这座奖杯里装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在生命和荣誉面前，我选择生命！”
不想让自己做的事情有功利色彩
“感恩中国”网站成立至今，张仁杰走得很不容易，他也常常摸索救助的方式，比如他发现如果直接把受赠人的联系方式告诉捐赠人，可能会导致受赠人依赖捐款过日子，甚至问捐赠人要钱。于是他后来都是问清楚捐赠人要捐多少钱，登记在案。
有人提醒他可以和一些机构合作成立一个账号，或者成立一个组织。他自己也曾经到民政部去申请成立一个协会或者基金会，但由于条件不符合相关规定没有成功。然而现在，他对于成立组织疑虑重重，他说“如果我成了感恩中国基金会主席，不出半个月，别人就会说我是骗子，他们不会相信我了。”
很多人都为张仁杰的生活担忧，但是他一个劲说“我身体好着呐，我什么都能干！” 没有钱，住在狭小的房子里，张仁杰都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觉得年轻就是他最大的财富。他常常幽默称把他租住的小房间门外的小巷是“感恩中国小路”，旁边的绿地是“感恩中国花园”，经常吃饭的位于立交桥下的小餐馆是“感恩中国餐厅”--看起来，他忙碌而快乐。
但是他却觉得孤单，“在一次海潮中，有很多鱼被海浪冲上了岸，一个小男孩把他们一条条的扔回到海里。但，岸上的鱼实在是太多了，男孩竭尽全力依然不能帮助所有的鱼--”
人物档案
张仁杰，安徽六安人，兼健身教练、家庭教师“感恩中国”网站创建人,目前已通过网站救助各类病残流浪乞讨者150多人。
导语：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但是我这样卑微的帮助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哪怕是很微小的安慰我就满足了。
他23岁—他曾是一位流浪儿，进过砖厂、捡过垃圾，饱尝生活的艰辛。
而今，他为了全心全意地帮助那些弱势者——乞丐、流浪汉、病患儿，放弃了自己安逸的生活，每天骑着自行车，背着照相机，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帮助街道上的流浪者，也记录他们的状况。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救助病残、流浪、乞讨者150多人，其中20余人被送往救助站，10多个老人得以回家，8个高度残疾的孩子受助完成手术。
他的行动常常被称为卑微的救助，而他被网友们戏称为“丐帮帮主”。
有人说，如果每天这么忙下去，他也许只能活到40岁。他却说：“如果真的可以活到40岁，我很幸福。最起码我还能够帮助他们17年。即使我真的在40岁那年死去，我将会对我的一生感到满足。”
他就是“感恩中国”网站的站长张仁杰。
我在隐瞒我的真实生活状态
约访张仁杰，他在电话那头很疲惫也很耐心地说：“到清华大学西门后，再往西走两站路，到西苑车站，我去接你。”
“走两站路？”我愣了一下。
电话那头很平静
那是北京西北边的城乡结合处。张仁杰带着我们钻过路边铁皮围栏的一个窟窿，走过一片类似垃圾场的空地，穿过一座桥底，眼看着就要走进一家小旅馆，他突然向左一拐，走进一条勉强容下两个人并排走的小巷，路旁都是低矮平房，满耳狗叫声，稍不留神会踩一脚鸡屎。转几个弯，小巷的尽头，有一座简陋的两层小砖楼，这就是张仁杰戏称的“感恩中国”办公大楼。
采访那天张仁杰正在发烧，他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但他还是去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东直门看望了两个刚做完手术的小孩??
2005年3月，张仁杰从河南郑州一家武术学校来到北京，他很快找到一份在健身中心做教练的工作，月薪2000多块，日子过得还算充裕。
后来他买了一台300万像素的数码照相机，上班之余经常上街拍照片，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拍摄的对象是那些衣食无着的乞讨者和拾荒者。
张仁杰总是会掏几块钱给他们，或者送些旧衣服。渐渐地，主动找他帮助的人多了起来，虽然感到力不从心，张仁杰却从不推却，这也导致了他经常请假，他回忆说：“组长就跟我说，你老这样不上班，我们就不要你了！”
张仁杰主动辞职了，他把自己的博客改成网站，命名为“感恩中国”，把自己拍摄的乞丐生活纪实图片配加说明，发到网站上。“网络是媒体，可以把许多信息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们关心帮助乞丐们的生活。”从此，他开始了“媒体人”生涯。他自己一人担任记者、摄影、编辑的感恩中国网站如今已经成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民间第一网站。
为了省钱，张仁杰出门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不管多远的路，只要是在北京市内，他都会骑自行车过去。他已经跑烂了四辆自行车，现在的是第五辆。他身上写着“感恩中国”字样的摄影包里，是他那台旧数码照相机。自行车、照相机、背包成了他的“三大件”。
自从张仁杰过上了全职的救助生活以后，他就靠周末去做几个小时的散打教练赚点钱养活自己。
看一看张仁杰的生活费清单：房租50元；电话费50元（用手机发短信，用小灵通打电话）；水是免费的，电费是很小的一笔（因为在外面奔波的时间很长），上网是从别人那里接来的；吃饭常常是在路边解决或者在家里煮面条。他惟一有机会改善伙食的，就是媒体朋友过来采访他，会请他吃饭。这样一个月下来，张仁杰的生活费只需要300块。
张仁杰的家，长1.8米，宽1米，70厘米高以上用木板隔开，上层是一张铁制单人床，床是可以活动折叠的，床下面是放置一台旧电脑的小桌子和堆满书及磁带的小书架。晚上睡觉的时候，张仁杰踩着桌边并攀着床架，从折叠起的床板留出的空间钻到上面的铺位，再把折起的床板和被褥铺开，才能拥有一张完整的上铺床位。张仁杰用很多只小布灯笼围了一圈做装饰，他在电话里宽慰他的爸妈说：“我住的三室一厅，宽敞着呢！”
这个简陋的地方同时也是张仁杰“感恩中国”的“办公大楼”，他从不让受自己救助的人来“办公大楼”，因为他要保持自己基本的体面。“我帮助人的同时，我不要别人同情我。我确实是在欺骗，我在隐瞒我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他们知道我张仁杰连衣服都没的穿，连吃饭都困难，他们还愿意接受我的捐助吗？”
张仁杰笑着说，冬天住在这里很舒服，很暖和。
可是在内心，他那么害怕北京的冬天，他害怕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被冻死。
寒冷的晚上，经常11点过后，张仁杰会骑着那辆被他称为“宝马”的破自行车，后面驮着一大袋衣服，四处寻找流浪的老人。冻得受不了的时候，张仁杰拿着一瓶“小二”，继续巡夜。“看看桥下路边有没有老人，尤其是冬天，会冻死人的。”他救助过的很多流浪乞讨的老人，就是在夜间发现的。一般凌晨三四点回来更新网站内容，然后才是睡觉。
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
张仁杰出生在安徽一个淳朴的农民家庭。在他8岁的时候，他的妈妈捡回来一个被丢在路上的女婴，小妹妹有病，善良的父母变卖了家里惟一的耕牛，想挽救这条小生命，但是小妹妹还是在两岁多就夭折了。
过了3天，张仁杰和他妈妈坐在院子里，一只小瓢虫从树上掉到他妈妈的胳膊上，妈妈就把小瓢虫轻轻拿下来说：“我女儿看我来了。”这个时候，张仁杰才看到妈妈哭了??
为妹妹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小仁杰的学费也就没有了着落，父母只好去卖血为孩子挣学费。当张仁杰无意中从父母的对话中，得知自己的学费是父母的卖血钱后，“心情非常复杂，难以言表”，不久便离家独自谋生。
张仁杰在砖厂干过活，扒过煤、捡过垃圾。后来一位叫姜涛的武汉老人资助他，把他送到一家武术学校学散打。2003年老人去世，“当时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姜老师。他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有了一个学习的时间。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张仁杰神色黯然地说。
很多人在寻找张仁杰帮助乞丐和流浪汉这些举动的原因，也许在他心底深处一直留有他早夭的妹妹和曾经向他伸出援手的老人的深深印记吧。
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改变张仁杰的生活轨迹，让他走上救助这条路的是一个先天四肢残疾的女孩。她叫王雪萍，是张仁杰在一个菜市场遇到的。当时王雪萍被大伯领着沿街乞讨。张仁杰向很多媒体求助，都没有结果。最后在哥哥帮助下，他建立了“感恩中国”网站。他把王雪萍的照片发在网页上，一个月后，王雪萍得到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和网友们的捐款。2005年11月，王雪萍脚部矫正手术在北京东直门医院完成，2006年4月25日，王雪萍第一次站立行走。
救助王雪萍的事情，猛然地撞击着张仁杰，他悟出：个人力量微薄，通过网络聚集更多人的力量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之前照顾一些乞丐和流浪汉，已经把张仁杰来北京前做武术教练和英语家教挣的4万多块钱，花去了大半。王雪萍住院手术使张仁杰几乎花光了手里的积蓄。
就是这样一个“穷光蛋”张仁杰却说，“我恨不得多帮一些人”。通过媒体宣传之后，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找上了张仁杰，“求助的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有限，注定要使一些人失望。”
通常“感恩中国”网站上公布的求助信息，是张仁杰自己无力解决而求助社会的，自己能帮的他没往上放。为了使求助信息得到更多网络关注，他每天都为给求助者拍照片、配文字绞尽脑汁，很忙很累。
张仁杰曾在他的博客上这样写道：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但是我们这样卑微的帮助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哪怕是很微小的安慰我就满足了。
在近两年的救助中，最让张仁杰有成就感而且也常常提起的，就是帮助齐齐哈尔的于雅珍老人回家。
2005年12月5日的夜里，北京的气温下降到零下9摄氏度。张仁杰在西苑早市马路边上看到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她双脚只缠着几层塑料袋，冻伤的脚面已经开始流脓。张仁杰带老人去附近的小饭馆。“可怜的奶奶不顾水烫就拼命地喝！或许这样的热水可以缓解她冰冷的身体！此刻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让饭馆抓紧时间把面条做好！”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张仁杰把这个叫于雅珍的老人安置到了海淀区救助站。于雅珍神志不清，但每次张仁杰去看她，她都会说：“外甥来看我了！”一见面就要他带自己“坐大票车回家”。
在网上公布之后，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终于联系上了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户政支队人口信息管理科的白警官。
2006年5月23日，于雅珍终于回到了齐齐哈尔，见到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关宏雷。这个36岁的汉子一下子跪倒在妈妈面前失声痛哭：妈妈走丢已经4年了，没想到今生还能见到。
“外甥别走！外甥别走！”当张仁杰要走的时候，老人发疯似的挽留，两个小伙子几乎都拦不住。张仁杰是流着泪走的，但心里无比高兴。
生命太重要了，即使他是个乞讨者
张仁杰助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只帮求助者渡过难关。只要接受了足够的钱给求助者治病，他就会在网站上删除求助人的地址信息。“将来怎么走只能靠自己，因为你已经是正常人了。对于一些孩子，将来必须要有他们的父母承担。”
张仁杰说，有些求助者的事通过媒体曝光之后，如果不拒绝捐款，求助者甚至能接受几十万的捐款。而让张仁杰害怕的是，这些钱到最后会害了这些求助者。
张仁杰常常会说的一句话：“生命太重要，即使他是个乞讨者。”
2005年秋天，张仁杰认识了在路边乞讨的杨丹和她的父母。第一次看到杨丹的时候，张仁杰发现她的脸色发紫，杨丹的妈妈告诉他，7岁的杨丹是先天性心脏病，而且已经到了末期。张仁杰问她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带孩子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杨丹的妈妈无奈地告诉他，家里没有钱，只好来北京乞讨，要点钱后再帮孩子治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仁杰白天为筹集给杨丹动手术的两万块钱东奔西跑，晚上就和他们一家人共同居住在火车道边。
杨丹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
有一天，张仁杰听说一个富豪慈善家来北京大学演讲，他当时高兴得快要昏过去了。张仁杰觉得杨丹治病的钱有希望了。
那天的演讲慷慨激昂，演讲完，张仁杰第一个站起来跟那位富豪说：我是“感恩中国”的记者，我希望他用两万元救这个孩子的命，我给他鞠了三个躬，鞠躬的时候，我流泪了。
那个时候，张仁杰仿佛看见杨丹在笑。
“当时他说让我和他的一个高级经理联系，那个经理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给那个经理打电话，那天给杨丹检查完身体的时候，诊断结果也出来了，说需要做手术，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五次给他打电话，我说：孩子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温经理你能不能给我们两万块钱，给这个孩子做手术？结果他说了这句话‘你他妈的神经啊，烦不烦啊，老打电话，你不要打了！’”
张仁杰说，如果当时这个人在他面前，他肯定就一脚踢过去了。后来他冲到医院的办公室，对医生说，这个孩子不动手术就活不了多久了，能不能他来做抵押，他来还这个手术钱，医院先给孩子做手术？
结果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张仁杰，以为他是神经病。
所以很长时间以后，张仁杰才说：“我觉得我总是在冷和暖之间行走”，也许那一天他冻坏了--
天越来越冷，张仁杰让杨丹的父母把杨丹带回家等消息。因为心脏病人很怕冷。火车就要开的时候，杨丹低声地告诉张仁杰，她会在家里等他去给她治病。
此后，张仁杰跑了很多家慈善机构，但是最终都没有一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2005年12月23日，一家基金会同意帮助小杨丹。张仁杰按捺不住兴奋，拨通了小杨丹姥爷家的电话，通知小杨丹来北京动手术。
可是奇怪的是，电话那头沉默的。
电话那边传来令他吃惊地消息，小杨丹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已经死了，就在杨丹快要死去的时候，嘴里还说着张叔叔一定会来救她??
2006年12月27日，央视“影响2006”节目现场，张仁杰那组跟随杨丹一家人拍摄的照片获得了特别奖。
当张仁杰手里拿着奖杯的时候，他动情地哭了，他说这座奖杯里装的是一个孩子的生命。“在生命和荣誉面前，我选择生命！”
不想让自己做的事情有功利色彩
“感恩中国”网站成立至今，张仁杰走得很不容易，他也常常摸索救助的方式，比如他发现如果直接把受赠人的联系方式告诉捐赠人，可能会导致受赠人依赖捐款过日子，甚至问捐赠人要钱。于是他后来都是问清楚捐赠人要捐多少钱，登记在案。
有人提醒他可以和一些机构合作成立一个账号，或者成立一个组织。他自己也曾经到民政部去申请成立一个协会或者基金会，但由于条件不符合相关规定没有成功。然而现在，他对于成立组织疑虑重重，他说“如果我成了感恩中国基金会主席，不出半个月，别人就会说我是骗子，他们不会相信我了。”
很多人都为张仁杰的生活担忧，但是他一个劲说“我身体好着呐，我什么都能干！” 没有钱，住在狭小的房子里，张仁杰都不觉得是什么问题，因为他觉得年轻就是他最大的财富。他常常幽默称把他租住的小房间门外的小巷是“感恩中国小路”，旁边的绿地是“感恩中国花园”，经常吃饭的位于立交桥下的小餐馆是“感恩中国餐厅”--看起来，他忙碌而快乐。
但是他却觉得孤单，“在一次海潮中，有很多鱼被海浪冲上了岸，一个小男孩把他们一条条的扔回到海里。但，岸上的鱼实在是太多了，男孩竭尽全力依然不能帮助所有的鱼--”
人物档案
张仁杰，安徽六安人，兼健身教练、家庭教师“感恩中国”网站创建人,目前已通过网站救助各类病残流浪乞讨者150多人。
导语：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但是我这样卑微的帮助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哪怕是很微小的安慰我就满足了。
他23岁—他曾是一位流浪儿，进过砖厂、捡过垃圾，饱尝生活的艰辛。
而今，他为了全心全意地帮助那些弱势者——乞丐、流浪汉、病患儿，放弃了自己安逸的生活，每天骑着自行车，背着照相机，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帮助街道上的流浪者，也记录他们的状况。
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救助病残、流浪、乞讨者150多人，其中20余人被送往救助站，10多个老人得以回家，8个高度残疾的孩子受助完成手术。
他的行动常常被称为卑微的救助，而他被网友们戏称为“丐帮帮主”。
有人说，如果每天这么忙下去，他也许只能活到40岁。他却说：“如果真的可以活到40岁，我很幸福。最起码我还能够帮助他们17年。即使我真的在40岁那年死去，我将会对我的一生感到满足。”
他就是“感恩中国”网站的站长张仁杰。
我在隐瞒我的真实生活状态
约访张仁杰，他在电话那头很疲惫也很耐心地说：“到清华大学西门后，再往西走两站路，到西苑车站，我去接你。”
“走两站路？”我愣了一下。 电话那头很平静
那是北京西北边的城乡结合处。张仁杰带着我们钻过路边铁皮围栏的一个窟窿，走过一片类似垃圾场的空地，穿过一座桥底，眼看着就要走进一家小旅馆，他突然向左一拐，走进一条勉强容下两个人并排走的小巷，路旁都是低矮平房，满耳狗叫声，稍不留神会踩一脚鸡屎。转几个弯，小巷的尽头，有一座简陋的两层小砖楼，这就是张仁杰戏称的“感恩中国”办公大楼。
采访那天张仁杰正在发烧，他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但他还是去了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东直门看望了两个刚做完手术的小孩??
2005年3月，张仁杰从河南郑州一家武术学校来到北京，他很快找到一份在健身中心做教练的工作，月薪2000多块，日子过得还算充裕。
后来他买了一台300万像素的数码照相机，上班之余经常上街拍照片，和别人不同的是，他拍摄的对象是那些衣食无着的乞讨者和拾荒者。
张仁杰总是会掏几块钱给他们，或者送些旧衣服。渐渐地，主动找他帮助的人多了起来，虽然感到力不从心，张仁杰却从不推却，这也导致了他经常请假，他回忆说：“组长就跟我说，你老这样不上班，我们就不要你了！”
张仁杰主动辞职了，他把自己的博客改成网站，命名为“感恩中国”，把自己拍摄的乞丐生活纪实图片配加说明，发到网站上。“网络是媒体，可以把许多信息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们关心帮助乞丐们的生活。”从此，他开始了“媒体人”生涯。他自己一人担任记者、摄影、编辑的感恩中国网站如今已经成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的民间第一网站。
为了省钱，张仁杰出门总是骑一辆破自行车，不管多远的路，只要是在北京市内，他都会骑自行车过去。他已经跑烂了四辆自行车，现在的是第五辆。他身上写着“感恩中国”字样的摄影包里，是他那台旧数码照相机。自行车、照相机、背包成了他的“三大件”。
自从张仁杰过上了全职的救助生活以后，他就靠周末去做几个小时的散打教练赚点钱养活自己。
看一看张仁杰的生活费清单：房租50元；电话费50元（用手机发短信，用小灵通打电话）；水是免费的，电费是很小的一笔（因为在外面奔波的时间很长），上网是从别人那里接来的；吃饭常常是在路边解决或者在家里煮面条。他惟一有机会改善伙食的，就是媒体朋友过来采访他，会请他吃饭。这样一个月下来，张仁杰的生活费只需要300块。
张仁杰的家，长1.8米，宽1米，70厘米高以上用木板隔开，上层是一张铁制单人床，床是可以活动折叠的，床下面是放置一台旧电脑的小桌子和堆满书及磁带的小书架。晚上睡觉的时候，张仁杰踩着桌边并攀着床架，从折叠起的床板留出的空间钻到上面的铺位，再把折起的床板和被褥铺开，才能拥有一张完整的上铺床位。张仁杰用很多只小布灯笼围了一圈做装饰，他在电话里宽慰他的爸妈说：“我住的三室一厅，宽敞着呢！”
这个简陋的地方同时也是张仁杰“感恩中国”的“办公大楼”，他从不让受自己救助的人来“办公大楼”，因为他要保持自己基本的体面。“我帮助人的同时，我不要别人同情我。我确实是在欺骗，我在隐瞒我的真实生活状态。如果他们知道我张仁杰连衣服都没的穿，连吃饭都困难，他们还愿意接受我的捐助吗？”
张仁杰笑着说，冬天住在这里很舒服，很暖和。
可是在内心，他那么害怕北京的冬天，他害怕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和孩子被冻死。
寒冷的晚上，经常11点过后，张仁杰会骑着那辆被他称为“宝马”的破自行车，后面驮着一大袋衣服，四处寻找流浪的老人。冻得受不了的时候，张仁杰拿着一瓶“小二”，继续巡夜。“看看桥下路边有没有老人，尤其是冬天，会冻死人的。”他救助过的很多流浪乞讨的老人，就是在夜间发现的。一般凌晨三四点回来更新网站内容，然后才是睡觉。
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
张仁杰出生在安徽一个淳朴的农民家庭。在他8岁的时候，他的妈妈捡回来一个被丢在路上的女婴，小妹妹有病，善良的父母变卖了家里惟一的耕牛，想挽救这条小生命，但是小妹妹还是在两岁多就夭折了。
过了3天，张仁杰和他妈妈坐在院子里，一只小瓢虫从树上掉到他妈妈的胳膊上，妈妈就把小瓢虫轻轻拿下来说：“我女儿看我来了。”这个时候，张仁杰才看到妈妈哭了??
为妹妹看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小仁杰的学费也就没有了着落，父母只好去卖血为孩子挣学费。当张仁杰无意中从父母的对话中，得知自己的学费是父母的卖血钱后，“心情非常复杂，难以言表”，不久便离家独自谋生。
张仁杰在砖厂干过活，扒过煤、捡过垃圾。后来一位叫姜涛的武汉老人资助他，把他送到一家武术学校学散打。2003年老人去世，“当时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只叫他姜老师。他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有了一个学习的时间。没有见他最后一面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张仁杰神色黯然地说。
很多人在寻找张仁杰帮助乞丐和流浪汉这些举动的原因，也许在他心底深处一直留有他早夭的妹妹和曾经向他伸出援手的老人的深深印记吧。
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改变张仁杰的生活轨迹，让他走上救助这条路的是一个先天四肢残疾的女孩。她叫王雪萍，是张仁杰在一个菜市场遇到的。当时王雪萍被大伯领着沿街乞讨。张仁杰向很多媒体求助，都没有结果。最后在哥哥帮助下，他建立了“感恩中国”网站。他把王雪萍的照片发在网页上，一个月后，王雪萍得到了“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和网友们的捐款。2005年11月，王雪萍脚部矫正手术在北京东直门医院完成，2006年4月25日，王雪萍第一次站立行走。
救助王雪萍的事情，猛然地撞击着张仁杰，他悟出：个人力量微薄，通过网络聚集更多人的力量才能帮助更多的人。
之前照顾一些乞丐和流浪汉，已经把张仁杰来北京前做武术教练和英语家教挣的4万多块钱，花去了大半。王雪萍住院手术使张仁杰几乎花光了手里的积蓄。
就是这样一个“穷光蛋”张仁杰却说，“我恨不得多帮一些人”。通过媒体宣传之后，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找上了张仁杰，“求助的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有限，注定要使一些人失望。”
通常“感恩中国”网站上公布的求助信息，是张仁杰自己无力解决而求助社会的，自己能帮的他没往上放。为了使求助信息得到更多网络关注，他每天都为给求助者拍照片、配文字绞尽脑汁，很忙很累。
张仁杰曾在他的博客上这样写道：或许我们的帮助太卑微了，但是我们这样卑微的帮助或许能给他们带来一点点的安慰，哪怕是很微小的安慰我就满足了。
在近两年的救助中，最让张仁杰有成就感而且也常常提起的，就是帮助齐齐哈尔的于雅珍老人回家。
2005年12月5日的夜里，北京的气温下降到零下9摄氏度。张仁杰在西苑早市马路边上看到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她双脚只缠着几层塑料袋，冻伤的脚面已经开始流脓。张仁杰带老人去附近的小饭馆。“可怜的奶奶不顾水烫就拼命地喝！或许这样的热水可以缓解她冰冷的身体！此刻我惟一能做的就是让饭馆抓紧时间把面条做好！”
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张仁杰把这个叫于雅珍的老人安置到了海淀区救助站。于雅珍神志不清，但每次张仁杰去看她，她都会说：“外甥来看我了！”一见面就要他带自己“坐大票车回家”。
在网上公布之后，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终于联系上了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户政支队人口信息管理科的白警官。
2006年5月23日，于雅珍终于回到了齐齐哈尔，见到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关宏雷。这个36岁的汉子一下子跪倒在妈妈面前失声痛哭：妈妈走丢已经4年了，没想到今生还能见到。
“外甥别走！外甥别走！”当张仁杰要走的时候，老人发疯似的挽留，两个小伙子几乎都拦不住。张仁杰是流着泪走的，但心里无比高兴。
生命太重要了，即使他是个乞讨者
张仁杰助人有一个原则，那就是只帮求助者渡过难关。只要接受了足够的钱给求助者治病，他就会在网站上删除求助人的地址信息。“将来怎么走只能靠自己，因为你已经是正常人了。对于一些孩子，将来必须要有他们的父母承担。”
张仁杰说，有些求助者的事通过媒体曝光之后，如果不拒绝捐款，求助者甚至能接受几十万的捐款。而让张仁杰害怕的是，这些钱到最后会害了这些求助者。
张仁杰常常会说的一句话：“生命太重要，即使他是个乞讨者。”
2005年秋天，张仁杰认识了在路边乞讨的杨丹和她的父母。第一次看到杨丹的时候，张仁杰发现她的脸色发紫，杨丹的妈妈告诉他，7岁的杨丹是先天性心脏病，而且已经到了末期。张仁杰问她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带孩子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杨丹的妈妈无奈地告诉他，家里没有钱，只好来北京乞讨，要点钱后再帮孩子治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张仁杰白天为筹集给杨丹动手术的两万块钱东奔西跑，晚上就和他们一家人共同居住在火车道边。
杨丹的病情一天天地恶化。
有一天，张仁杰听说一个富豪慈善家来北京大学演讲，他当时高兴得快要昏过去了。张仁杰觉得杨丹治病的钱有希望了。
那天的演讲慷慨激昂，演讲完，张仁杰第一个站起来跟那位富豪说：我是“感恩中国”的记者，我希望他用两万元救这个孩子的命，我给他鞠了三个躬，鞠躬的时候，我流泪了。
那个时候，张仁杰仿佛看见杨丹在笑。
“当时他说让我和他的一个高级经理联系，那个经理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给那个经理打电话，那天给杨丹检查完身体的时候，诊断结果也出来了，说需要做手术，我记得很清楚，我是第五次给他打电话，我说：孩子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温经理你能不能给我们两万块钱，给这个孩子做手术？结果他说了这句话‘你他妈的神经啊，烦不烦啊，老打电话，你不要打了！’”
张仁杰说，如果当时这个人在他面前，他肯定就一脚踢过去了。后来他冲到医院的办公室，对医生说，这个孩子不动手术就活不了多久了，能不能他来做抵押，他来还这个手术钱，医院先给孩子做手术？
结果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张仁杰，以为他是神经病。
所以很长时间以后，张仁杰才说：“我觉得我总是在冷和暖之间行走”，也许那一天他冻坏了--
天越来越冷，张仁杰让杨丹的父母把杨丹带回家等消息。因为心脏病人很怕冷。火车就要开的时候，杨丹低声地告诉张仁杰，她会在家里等他去给她治病。 
此后，张仁杰跑了很多家慈善机构，但是最终都没有一家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2005年12月23日，一家基金会同意帮助小杨丹。张仁杰按捺不住兴奋，拨通了小杨丹姥爷家的电话，通知小杨丹来北京动手术。
可是奇怪的是，电话那头沉默的。
电话那边传来令他吃惊地消息，小杨丹昨天晚上心脏病发作，已经死了，就在杨丹快要死去的时候，嘴里还说着张叔叔一定会来救她??
[1] [2]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