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公众遇到危难，处于孤立无援状况，需要立即救助的”，是属于警方救助的范围。而且我国的警察法也明确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对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问题是我们对“危难”的界定，“危难”是否客观存在。从当时的情况看，虽然伤者的朋友提出有煤气中毒的嫌疑，但是他们终因“破门而入”的法律责任而放弃了“破门而入”，丧失了救助伤者的最佳时机。显然他们对“危难”是否真的存在也是难以断定的。
那么，对警方是不是也可以套用这种思路呢？退一步来说，即使是警方对是否存在“危难”难以界定，“破门而入”存在侵犯公民住宅权的后果，但面临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选择，何者为重，何者为轻，显然就是执法理念问题了。
从表面上看，警方面临救助公民和“破门而入”侵犯公民住宅权的两难选择，其实根据我国法律的精神，应该是不存在问题的。如我国的刑法对紧急避险的行为就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即使“危难”最后是不存在的，在当时不能排除“危难”存在可能性的情况下，警方的职务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也不但不会由个人承担责任，而且会有公正的公众评。价何况事实说明，“危难”就在身边，就在旦夕之间。
　　法律还是明确完善的，警方的行为也不能说不积极。只是警方应对紧急状态的经验不足，使他们没有尽到全部救助责任。所以警方应该掂量的是责任的沉重：作为公民安全维护者的警方，只有牢牢确立“以人为本”的执法理念，才能真正承担起维护公民安全的重大责任。
重 点
　　　　
九小时打不开的生命之门
□本报记者 陶卫华 吴飞 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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