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还住在美国。我比现在年轻些。可是回想起来，似乎这些年来我从没有变化过。

　　我可以一眼认出来那时候的我。我在那时候认识的人，在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不断地出现，虽然他们换了不同的脸，做不同的工作，和我有不同的关系。那时候发生的事，也不断在我的周围换了各种不同的形式，重复发生。有些时候，我觉得每天的生活和每天见的人都这么熟悉得有些虚假，似乎只要伸出手指，挑开一层纱账，我就会看到后面带动这个世界转动的机器。

　　我几乎可以对他们说，是啊，接下来的事情会这么发生。就象是一个球沿一个轨道滚下，一定会落在大概的一个区域内。球滚下去的时候，温度，摩擦力，空气密度，等等，也许有些不同。但是这些因素改变不了最终落地的大致区域。就象是我周围的这些人，不管他们做什么，就算他们有钱了，破产了，结婚了，离婚了，有3个孩子还是一个人在晃荡，他们还是大致同样的人。

　　这听上去都太确定，所以有些恐怖。

　　当然，偶尔有些时候，这个轨道会被改变。但是绝大多数人，就算觉得这个由古至今不断重复的轨道，似乎缺点什么，可也更不喜欢这个轨道忽然被改变。一个球落下去，你不知道它是会突然间飞出去100米远还是直直地落下，还是会忽然间弹起来击中你的鼻子。听上去是更加恐怖的一个景象。

　　听上去也很矛盾。

　　我的轨道开始的时候，当然也是在我更年轻些的时候，我的父母曾经想让我象他们周围所有同事的孩子一样，做一个好学生，考进好大学，然后一些年后，成为象他们一样的好建筑师。对他们，我是个大失望。高中毕业后，我没有学校可去，只好在家待着。这么喝酒打架闲逛了两年后，有一天，走在街上，我忽然很渴望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首选当然是美国。意外的是，我居然很容易地考过了英文，申请到了一个纽约的学校的奖学金。

　　“你为什么想去美国读书？”签证官问。

　　“我在中国憋坏了，找不出来我想做什么。”我说，“不过，我会回来的。”我想了想，补了句，想起来签证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定会回中国，不然一定要被拒签。说这句话也用不着我说谎。

　　签证官从眼镜后面看了看我，往表格上盖了个戳，“希望美国不会让你憋坏。”

　　所以，在我19岁那年，我去了美国，纽约。那几年是纽约经济最萧条的时候。学校的奖学金有限，只够付学费。还好，越是萧条的经济，越多的是零碎的工作。纽约街头总有各种各样的零工等着象我这样的学生做，从跑堂到送外卖到格林威治村的跳蚤市场卖假货。毕业后，工作了一年，我离开了纽约去华盛顿的一个学校，本打算修硕士，一年后觉得无聊，又回到公司工作已经近两年时间。

　　意外的是，在美国，我居然成了我的父母一直想要我在中国成为的好学生和好雇员。

　　那是一个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包括了两个诺贝尔奖的得主。不过我在那儿待了两年，从来没见过他们。工作的第二年，我被分配了一个单独的办公室，有一个窗户，望出去，是公司的停车场。经常有在公司里工作了十几年却还坐在隔断里的同事从门口经过，羡慕地看一眼办公室和窗户外水泥停车场的风景。他们都认为按照目前我升迁的速度，在40岁前，肯定能够升到公司副总裁的位置。

　　那是一段很多东西都很确定的时间。我看出去就能看到接下来10年的生活。我觉得很糟糕。公司的人事每周都email催我赶紧申请绿卡。我老是拖着，不想开始。开始了绿卡的申请就意味着我要在这个公司工作个三到五年。这样的确定生活让人一想起来就起鸡皮疙瘩。

　　那个晚上，是个星期五，我刚从公司回到家，觉得心里沉沉地象是戴着个罩子在不紧不缓地跳动。我走进厨房，找了个看上去还乾净的杯子，先在水龙头里接了杯水，从冰箱里取出制冰盒，两头一拧，听着盒子咯吱一响，跳出几块冰。我捡起两块扔进杯里，一仰头一口气喝了个干，再往杯子里扔了两块新冰，从酒架上取了瓶金酒。酒流在干涩的冰上，嘶嘶地发着轻响。

　　我端起酒杯，走到客厅的沙发椅上躺下，全身懒洋洋地，看着窗外阳光慢慢地暗淡下去，渐渐地天空有些发黑。我正在想着晚上要怎么打发时，门铃响了。

　　门口站着肖河生，还穿着他上班的西装衬衣，领口上松松绑着条领带。他有些尴尬地站着，向我说了身嗨。肖河生就算是很相熟的人在刚见面的那一刻总是显得有点笨拙，然后才慢慢恢复常态。他不是在一切环境下都很自若的人。我和肖河生交往不少很因为这一点。

　　我认识肖河生的时侯,他刚从清华毕业到美国，在维吉尼亚大学的工程学院读电子通讯工程的博士。第二年年底，有一个刚从国内出来的女孩对肖河生很不错。肖河生那时已经一个人寂寞到了清洁卫生的黑人老大妈和他说几句话，他过三个星期还每句话都记忆犹新的地步，因此一下昏了头，才一个月时间那女孩就搬过去和肖河生一起住了。然后肖河生花了半年多时间想着怎么和他的女朋友分手，却一直找不到能让自己狠下心来的借口。终于等到他下定决心的那一天，回到家却发现他的女朋友已经收拾好了所有东西，搬到她新交的一个美国男朋友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