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体育圈外人，我对所谓“让球”极度反感，以为那是违背起码的体育道德的。我为何智丽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动。于是，我决心找何智丽采访。

　　在采访何智丽之前，我了解了何智丽的背景材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我求助于当时《新民晚报》体育记者张伟。张伟介绍我到上海市体委资料室查阅有关资料。不过，由于何智丽成了敏感人物，他关照我，查阅资料时不要“暴露”目标。于是，我在那里复印了游泳、举重的种种资料，“顺便”也复印了何智丽的资料。

　　在上海胶州路的一所老房子里，我见到了回上海休假的何智丽。当时23岁的她，一身运动衣，趿着一双拖鞋，面对着我的录音机，用颇快的语速讲述着。她甚至把“国家队”快说成“国队”。她的表达能力不好，往往很重要的内容，只用两三句话带过，必须连续追问才能问出点名堂来。

　　大约正因为我不是体育圈中人，所以采访何智丽后，我无所顾忌地第一次把“让球风波”曝光于天下，在广大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

　　从此，我与何智丽有了密切的交往。我成了何智丽一次次风波的目击者——

　　1989年，当她与日本小山英之举行婚礼时，我应邀作为嘉宾出席。我不仅结识了小山英之，而且结识了小山英之父母。此后，小山英之和何智丽一次次来上海，又跟我一次次长谈。小山英之给我的印象是不错的；

　　1994年，何智丽进入乒乓生涯的巅峰状态。年已三十的她，在第十二届亚运会上，在一天之内，一举击败了比她年轻得多的邓亚萍、陈静、乔红三员当时最顶尖的乒乓大将，显示了强大实力和无可争议的霸主地位。当然，她是代表日本队参战，为了这块替日本夺得的金牌，何智丽遭到了中国许多观众的非议，甚至被痛骂为“汉奸”、“吴三桂”。当时我发表了《理解万岁》的文章为何智丽辩护，呼吁中国球迷要有博大的胸怀，宽容何智丽；

　　1997年，何智丽“后院起火”。她在第一时间里打电话告诉我她的痛苦，并要我为她“保密”。原来，忙于东征西战的她，发觉丈夫小山英之和她手下的一名小队员有了“私情”，两人感情破裂，最后为离异对簿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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