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今天发表社评说，“一国两制”带来的平稳过渡及政经体制连续性，已为香港回归后继续繁荣提供了最有力保证，由此孕育的香港与内地“一国共济、两制互补”合作模式，已成了引导香港发展，及两地寻求共赢的重要框架。在一国下两地不单更易于协调决策，还可本着同舟共济精神互相扶助。两制间各有特点，亦正好由取长补短来发挥协同效应。十年来在这方面的尝试，已初步取得成绩，并显现了巨大潜力。

　　社评说，十年间香港经济在经历几番风雨后，仍能持续扩张：GDP由九七至去年年均增长百分之四，虽比八十年代及九七前的九十年代增幅为低却不算差，人均GDP亦有年均百分之三点四的增长。期间有许多重大发展项目开建或完工，包括迪士尼、昂坪吊车等旅游项目，和将军澳、马鞍山、西铁、落马洲支线等铁路项目，机场扩建和连接香港深圳的西部通道等，均有助增强香港的发展基础。

　　另一方面，香港经济因经受前所未见的连串冲击，期间出现了大幅波动。九七年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引发了深度的资产价格及其他调整，给政府、商家及社会各界带来了巨大压力，二○○三年的SARS疫情，又加深了调整的惨烈程度。如楼价相比九七年的高峰曾下跌六至七成，造成了超过十万户的负资产业主大军。失业率则曾大升至约百分之八的高峰，政府部门亦要冻薪减员。还出现了九九至○四年间的较长期通缩，反映经济持续低迷不振，而裁员、结业及破产的数目不断增多。但在祖国的倾力支持下，香港终走出苦难，通过了严峻的考验。这反映香港的金融经济体系有承受重击的能量，社会亦有良好凝聚力可保临危不乱。

　　社评指出，患难见真情而血浓于水。就在○三年香港经济如断线风筝下坠之际，祖国及时伸出援手扭转干坤，由出台CEPA及个人游等专门对港开放措施，为香港经济注入强心针，先由外需启动后再引发内需回升，令经济活动止跌回稳后出现全面复苏。这显然是一国共济的最佳体现：当时没有祖国出手，很难想像香港会变成什么样子。

　　回归后另一重大新发展是两制互补的功效得以更全面发挥。回归初期，由于政府中极小撮前朝遗老高官的卑视、排斥内地心态，令两地特别是粤港合作变得有名无实，浪费了不少机遇。直至数年后这个障碍被打破，两地合作才出现转机，自此取得连番突破，包括：（一）由CEPA给予香港超世贸开放：产品零关税入口、开放服务业市场及允许个体经营等，其内容将逐步拓阔。（二）逐步开放内地城市居民赴港个人游。（三）允许香港经营人民币业务，范围将逐步拓宽。（四）通过QDII开放内地居民出外投资，而本港作为投资主要目的区及平台，将首先受惠。（五）改善跨境交通连接及通关效率，促进两地人流物流。关口正逐步走向电子化及二十四小时通行。西部通道的建成将可加强香港及深圳间的联系。（六）强化香港与内地地区（尤其毗邻者）之间联系，建立了粤港会议、泛珠合作等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协商机制。

　　社评认为，总体来说，回归后尤其近几年两地合作日深日广，令双边经济融合呈突飞猛进之势。交流结构亦更趋平衡合理，逐步改变过去大部分是由港北上的单向格局，让更多内地人士、资金南下而形成双向对流。这些开放作为对香港的特殊优惠，乃祖国全力挺港的具体表现，将有助维持香港经济增长，和巩固其国际金融、物流及商贸中心地位。其效果更是立竿见影，经已有效地于危急之时引领香港经济走出困境。

　　目前香港经济形势良好，正保持着稳定增长格局：首季GDP增百分之五点六，CPI通胀只有百分之一点七，而失业率已下降至百分之四点二，工资亦有回升之势。但这并不表示万事大吉，一些潜在的重大问题尚待解决。首先要面对经济转型滞后的老大难问题：香港的传统重点产业面临竞争日大，急待升级转型；而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科技及创意产业等，却尚待全面开发。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下，香港优势渐被剥蚀，而高成本等劣势却日益突显，故若不及早改善则有被边缘化之忧。转型滞后也造成了本港内需尤其投资不足，和过分依赖内地推动的问题。这将影响发展后劲及减低抗御风险能力。且若要“一国两制”的潜力能充分发挥，香港便先要把本身的事情办好，否则互补空间日少，不单难以协助祖国发展，更会变成拖累，而香港的繁荣亦将消褪。因此，在加快转型推动发展上，香港确任重道远。